女性研究对青年研究的哲学启示

□ 肖 峰 陈 英

摘 要：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以及青年在代际关系中同等地作为“他者”所处的本体论地位，性沟与代沟中存在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由此而提出的超越父权制的政治诉求与解放意识使得女性研究与青年研究可以达成类同的理论批判结构，并形成共同的政治实践意识。相比较而言，女性研究发展了更成熟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更系统的性别分析方法与理论批判意识，这些分析方法与批判意识对青年研究都构成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哲学方法论启示，并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提供借鉴。

关键词：女性研究；青年研究；“他者”；差异与平等

女性研究是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的一种理论提升，也是对社会生活中女性普遍处于从属地位的这一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思。在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后，女性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把大写的、抽象的、普遍化的人还原为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具体的人的研究视界，女性研究与青年研究具有共通之处。从理论扩展的意义上来说，女性研究成功地把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启示和分析方法引申到对于性别议题的分析，这种成功无疑可以成为青年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借鉴。当走向后现代的女性主义把对性别问题的分析衍生到结合思考阶级、种族等各种刻画等级关系的分析轴线时，这种衍生可以进一步扩展到通过年龄刻画的代际关系的等级关系描述。以女性研究与青年研究这种理论结构上的相似性为主题，本文拟从女性与青年作为“他者”的社会身份、性沟与代沟形成的社会认知基础、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的政治意蕴以及女性政治与青年政治的解放旨趣这几个方面来阐述女性研究对青年研究的哲学启示。

一、女性与青年：“他者”的社会身份

从哲学本体论上看，女性研究以女性作为研究的对象。性别差异标示出女性与男性两类不同的社会群体，性别构成为女性存在的分类标签。因此，对女性的认识不能脱离开对两性关系的分析。青年研究以青年作为研究的对象。年龄差异标示出青年这一不同于年长者的社会群体存在，年龄构成为青年存在的分类标签，因此，对青年的认识也不能脱离开对年龄关系的分析。女性与青年具有类同的社会属性，这界定了从女性研究到青年研究跨越的可能。

什么是女人？女性主义指出，女人不是一种自然的分类，而是一种社会的分类。她们区分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女人不是通过生理性别区分，而是因社会性别获得其意义，即使生理性别构成为女人与男人之间存在的一种自然差异，这种差异也是在社会中、在与男性建立的性别关系中获得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盖尔·鲁宾结合马克思对奴隶的理解说到：“一个顺从的女人是个什么人？她是人类雌性中的一员。可是这个解释就跟没解释一样。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或打字员。脱离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像金子本身并不是钱……”［1］。女人不是由自然界定的，而是由社会界定的。女性研究指出，正是在与男性建立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化的关系中，女人获得了成其为某种“女人”的标签。女人应成为温顺的爱人、体贴的妻子、细心的母亲、充满爱心的服务者，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这些角色不是由女人的身体结构决定，而是在两性相处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规定。在社会意识中，对女人的预期以“女人应成为……”的形式给出女人的社会定义，符合这一定义的女人被称之为真正的“女人”，不符合这一定义的女人则被看作某种变异，被认为不像“女人”。

青年同样是一种社会分类。对应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年龄可以区分为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生理年龄根据时间上呈现的成长阶段判断，而心理年龄往往规定为与人们在特定年龄阶段应当具有的言行举止与心理特征相关。正常的、符合一定社会预期的青年不仅应当是处于一定生理年龄阶段，而且应当切合于一定的心理年龄规范。一种传统的观点往往把青年界定为处于某一年龄阶段的自然存在，与年长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差别。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青年这一概念内在地包含的社会意义。当区分了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我们可以断言，即使生理年龄是不容改变的自然事实，但是心理年龄是社会建构的。

激进女性主义者威蒂格提出，“女人一定要把她们自身同强加给她们的‘女人’定义区别开来”［2］。同样，青年也一定要把他们自身同强加给他们的“青年”定义区别开来。青年自身并不足以使得青年在社会中以如此形式存在，以如此形式与年长者或他人交往，而正是在接受了一定社会规范引导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中，“青年”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意义，并成为所处“社会关系的总和”。比如，当女性主义者指出一个顺从的女人正是在某些特定的关系中变成“仆人、妻子、奴婢、色情女招待、妓女与打字员”，我们可以说一个倾向于服从的青年也是在某种特定的关系中变成为保安、打工仔、随从、工人与下属。

波伏娃把女人界定为“他者”。“他者”与“自我”或主体相对立，通过与主体相比照而获得其定义。“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3］。女性相对于男性是“他者”。相对于男性的“拥有”，女性因其缺失获得定义。波伏娃把男性的拥有界定为一种对“超越生命”的价值原则的肯定，弗洛伊德把这种拥有界定为获得快感的某个器官，拉康把这种拥有界定为一种能指、一种权力与律法。主体与他者的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女性与男性之间，同时存在于青年与年长者之间。相对于年长者确立起来的社会规则，青年成为规则的服从者。年龄、经验、资历以及成功（社会资源积累，包括既定权力与财富的积累）成为定义年长者的元素，年长者成为社会规则的主体；与此相对应的是缺少或不富有这些元素的青年，青年成为服从社会规则的“他者”，成为闯入既定的年长者社会的“陌生人”。可见，从哲学的“主—客体”式的结构关系中，青年与女性都处于“客体”的本体论地位上。

波伏娃进一步指出女人作为“他者”“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而且，“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4］，在两性关系中，这另一个人正是男性。青年成为“他者”也并不是生成的，而是“逐渐形成的”，是年长者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与“谆谆教导”引导青年成为年长者希望他们成为的“青年”，处于年长者希望他们所处的位置。

女性的“他者”身份是社会建构的，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方面女性的“他者”身份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一个既定的、完成的社会建构，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女性的“他者”身份又通过男人与女人彼此的交往行为再生产出来。女性主义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从心理层面解释了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意识结构如何在文化中得到传承。青年的“他者”身份同样地既是一种已完成的社会建构，同时又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再生产过程，因此，精神分析的建构主义的观点也能合理地解释社会意识对青年“他者”身份塑造的既定完成，以及青年与年长者代际服从关系和主从交往关系如何在心理层面以及社会关系中得到再生产。

女性与青年作为“他者”相似的社会际遇使得女性研究与青年研究面临相似的批判主题。女性研究追问：为什么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总是处于从属的位置？传统的观点认为，女性天性冲动、感性、没有主见、被动而易于服从，正是这种归属于女性气质的本质特征界定了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诸种刻板印象，从而把男性主宰女性看作一种“自然秩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意识。对这一社会意识的批判要求重新认识女性，重新界定女性。相应的，青年研究追问：为什么在代际关系中，年长者总是有权力支配年轻者？同样，在社会意识中对青年也普遍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印象，认为青年因其荷尔蒙的影响容易冲动、缺乏社会经验、不够成熟，当然也有对青年的热情、勇敢、思维创新与创造力的积极肯定，但是这些品质也被认为使得青年更适合于服从命令承担具体工作，而不适合于掌握权力领导他人工作。这样，从寻求女性之哲学地位的认识论和社会根源中，同样可以启发我们寻到青年的类似地位的类似根源，从而进一步启发我们，对上述现象的批判同样要求我们重新认识青年和界定青年。

二、性沟与代沟：理解谬误的社会因源

中国女性主义者李小江用“性沟”这一概念来指“人类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互不理喻、难以协调的现象”［51］。波伏娃也曾预示了男女两性之间理解差异的存在，并分析了这种差异得以产生的原因。波伏娃指出，认识受到自我限制的不透明性，因生活处境以及自我感知体验的不同，两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认知上的“不可通约”，“男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共感作用，识破她的特殊体验：他们对女人性快感的性质、经期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苦一概不知，并为此受到惩罚。”［6］反过来，男性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种难以识破的自我存在。对生存不同的体验与感知造成了两性之间不同的认知意识，这种不同从主观上来说即是“每一个人可以内在的认识的只有他自己”，从客观上来说即是两性面临不同的生存处境。在一种平等地、两性之间可以互相理解地接受与承认差异的历史语境中，这种不同本身并不具有社会意义。但是在一种等级化的语境中，这种不同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内在的政治含义，男人思考世界的范畴被作为一种绝对的、普遍的观点确立起来，而女性的自我体验则被边缘化为不可认识的一种神秘存在。凡此种种，构成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所关注的问题。

性别之间在彼此认识上形成的难以理解与难以协调的现象称之为“性沟”，青年一代与他们的上一代之间存在的难以理解与难以协调的现象则称之为“代沟”。个体自我意识的局限构成认识上的主体与他者对立的基础。在两性之间，这种认识上的对立获得了普遍的社会意义，男性把他们可以感知的普遍经验确立为主体意识，而女性感知的经验成为相对立的“他者”意识。女性主义用来诠释性别之间主体意识与他者意识对立的观点可以被借鉴来解释青年与年长者之间代沟形成的根源及其实质。维特根斯坦指出，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意识“匣子”中的“甲虫”［7］，虽然“甲虫”不能成其为解释人们何以能够普遍谈论甲虫的原因，但是无疑却是导致对“甲虫”可能形成不同看法的主观原因。这种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主观上的限制不仅使男女之间不存在透明的相互理解，同时也使青年与年长者之间无法达成无阻碍的交流与沟通；这种主观上的影响不仅在性沟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同时也在代沟的形成中发挥作用。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青年属于年长者的过去，年长者是青年的未来。虽然年长者也曾经历过青年阶段，是由青年历史地发展而来的，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抹除不同的一代人有其不得不面临的不同的社会历史处境。当年长者处于青年时期，这是一个与当前青年所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对“青年”的感悟也会不同于当前青年的感悟。即使青年与年长者在当前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时代，但是记忆中对社会历史的不同体验使得他们具有了看待社会的不同的既定意识结构。当两者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拥有不同的物质与生产条件，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都会使他们对自我的生存处境产生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既是自然发生的，也是社会形成的。从这一维度，无疑可以开辟出“青年认识论”的研究领域。

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会影响形成对社会与世界的不同认识，不同的政治立场也会产生不同的认识视角。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论的观点，政治立场与阶级意识使得不同阶级形成不同的世界观，这种不同源自于不同阶级总是不自觉地维护他们可能获得的或希望获得的利益。在以私有制与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在社会分配中占有优势地位，这种政治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对现存社会持肯定与保守的态度，从而看不到社会制度中潜存的不合理因素；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作为一无所有者与受压迫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具有切身的体会，因而能够看到当前社会制度的缺陷并产生自觉的批判意识；正是这种批判意识使得无产阶级的认识更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

女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论的观点发展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观点。压迫关系不仅存在于阶级之间，同时也存在于性别之间，性别立场同样地影响到不同性别对社会与世界形成不同的认识。男性作为父权制的既得益者，具有不自觉地维护父权制既定性别关系的意识，这一政治立场禁锢了男性统治阶层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难以对当前社会性别制度形成有效的批判意识；相反，作为受压迫者的妇女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当前社会制度的弊端与不合理，从而更自觉地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制度持有批判的态度；同样地，正是这种批判意识使得妇女的认识更为客观与合理。

女性主义的这种扩展可以进一步应用来思考代际立场问题。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关系不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与不同性别之间，同时也存在于青年与年长者之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私有制是阶级压迫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等级制压迫的物质基础。因此，私有制不仅是性别压迫的物质原因，同时也是代际压迫的物质原因。私有制衍生的一个主要的社会现象是导致了财富与权力分配的累积效应。当财富与权力参与了社会分配，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青年在这一分配关系中显然居于劣势，这一基础性的代际关系导致了青年与年长者之间的结构性认知差异。作为这种社会结构的既得利益者，年长者持有更保守的政治意识，更倾向于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持肯定的态度，相反，青年的社会处境使得他们更自觉地具有革命与变革的诉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都离不开青年作为革命的主力军，而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年长者则往往成为社会权力与社会规则的主宰。

性沟的存在使得女性研究一方面反对社会认识与理解中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强调理论研究中女性价值、女性经验与女性立场的重要性。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哈丁提出科学认识中的强客观性原则，不是寻求超脱于人的主观政治立场的抽象的客观性，而是承认知识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从而在理论研究中要求考察研究者所处立场，判断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要求考察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利益与研究偏好等问题，以达到最大化的客观性［9］。认识受到个人经验与政治立场的限制，理解需要考察认识者所秉持的立场与视角，因此，处于一个女性经验与女性视角被忽略的社会，史密斯提出对社会的理论反思需要研究女性的经验，需要“从共同地作为妇女、作为有性别的身体开始，与妇女交谈、以妇女为题材进行写作以及从妇女的立场进行写作”［10］。

马克思指出，作为受压迫者，无产阶级的立场在认识中更具有合理性；哈丁指出，作为受压迫者，妇女立场在认识中更具有合理性；遵循同样的逻辑，青年研究也可能指出，作为受压迫者，青年立场在认识中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当女性主义者提出主流需要倾听他者/女性的声音，需要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思考社会的发展与性别关系的可能发展，从青年立场出发的青年研究同样需要呼吁主流倾听他者/青年的声音，提出以青年作为问题思考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社会的变革需要立足于青年的立场，考虑到青年的利益以及青年的发展。最大化的客观性不仅应当包含受压迫的妇女的经验、价值与立场，同时应当包含受压迫的青年的经验、价值与立场。因此，无论是性沟或是代沟，其最终的超越都要求允许差异的平等共存，以及走出主体的认知界限，达成对“他者”的尊重与认同，从而无法摆脱对政治路径的依赖。

三、性别与年龄：差异的政治意蕴

如何理解差异与平等的关系是女性政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将其提升到哲学层面就成为政治哲学的一个特殊维度。如对于是否应出台相应的政策保护女性诸如产假等特殊的权益，或是在自由竞争中应一视同仁地对待不同性别，不同立场有相互对立的不同见解。而前一观点的反对者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指出有区别地对待两性正是性别不平等形成的主要根源。

西方激进女性主义者米利特指出，当前社会在其实质上仍然是普遍的父权制社会。“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的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的手里”［11］。父权制不仅意味着两性之间的权力差异，同时也意味着与权力相关的其它社会资源在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性别不平等与权力差异往往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其它差异相互关联，比如性别的劳动分工。性别分工似乎有着自然的基础，如同恩格斯与马克思所指出，最早的劳动分工以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分工为基础。当生理差异与个人体能差异构成性别劳动分工的基础，则劳动分工以及与之相关联而形成的各种差异似乎就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但是，自然差异可以成为解释社会差异形成的最终原因吗？如果能，自然差异如何必然导向形成某种固定等级的社会差异？如果不能，两者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系？

女性研究无法否认的一点是，男性与女性之间存有可辩明的性别差异，一方面是自然差异，一方面是社会差异。西方女性主义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这两个概念区分性别的自然差异与社会差异，同时也为批判用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解释性别等级秩序的生物决定论提供了可能。盖尔·鲁宾说到，男女之间“并不像昼夜、天地、阴阳、生死那么不同。事实上，从自然角度看，男女相互间的接近程度远胜于他（她）们同其它任何东西的距离，譬如山脉、袋鼠或椰子树……既然男女之间不存在‘自然’对立，那么把男女看成是两个独特类别的观念一定是出于非自然的原因”［12］。男女之间存在的自然差异不足以使两性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社会类别，也不可能用来解释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以及权力的不平等不是自然事实，而是历史地建构的社会事实，没有赋予社会意义的自然差异不可能成为社会差异如此存在的原因，正如同万有引力定理不可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会形成一定稳定的系统结构。

青年与年长者之间存在可辩明的年龄差异，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年龄差异也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是自然差异，一方面是社会差异。人类成长既是自然发育的结果，也是社会教化的结果。根据接受与服从社会规范以及融入社会的程度判断的年龄可称之为社会年龄。正是在社会年龄的概念范畴内，我们可以合理地讨论“少年老成”、“中年人的幼稚”等等社会年龄与生理年龄出现错位的现象。当社会普遍的价值规范把年长者统治归结为青年缺少经验、不够稳重、难以把握大局时，青年政治同样需要批判生理年龄的社会赋义以及政治化年龄的非必然性，可以说这也构成了关于青年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形塑青年身份的各种社会关系中，青年相对于年长者普遍地居于资源与权力分配的被动地位，正是这种普遍性赋予了青年政治以合法性。简·弗里德曼曾指出“女性并不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工人阶级：她们不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以被压迫团体出现的，而是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一直都是被压迫的”［13］。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对象，青年更接近于女性而非阶级，同样不是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以被压迫团体出现，而是在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中一直受到压迫。并且，阶级通过财产关系获得定义，这是一个更直接地由社会含义界定的范畴；相反，性别与年龄在直觉的领悟中属于自然分类的范畴，两者同样地在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重新获得诠释。女性政治提出联合性别、阶级、种族分析社会领域中发生的各种具体的压迫问题，在此基础上青年政治可以合理地提出进一步联合年龄思考更复杂、更多元、同时也是更具体的社会压迫问题。

如果性别与年龄可以同样地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多元分析轴线而起作用，那么青年政治必然也会认同女性政治，反对政治上的宏大述事而拥护地方性的政治策略。在这种地方性的政治策略中，女性政治与青年政治具有多种相互切合的政治立场与政治身份。其一，如米利特所指出，父权制呈现为双重原则：男性有权支配女人以及年长男子有权支配年少男子［14］。父权中的“父”所蕴含的这两层含义使得反对父权制不仅成为女性政治的目标，同时成为青年政治的目标，在此基础上，青年与女性可以结成为一种同盟关系。其二，青年与女性呈现为同一主体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这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性别压迫与年龄压迫可能构成相互加强的关系，一些青年女性不仅因为性别受到歧视，而且因为年龄受到忽视，这使得某些青年女性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更无权、更被动的地位。其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中不仅阶级压迫的物质根源在于私有制，而且性别压迫以及其它形式的压迫其物质根源也在于私有制。因此，以反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为阶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青年解放共同的政治实践，也正是这种解放意识使得妇女研究与青年研究都必然具有一种根植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的批判意识。

由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身份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女性与青年都在社会处境中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因此在理论上女性政治与青年政治存在联合的逻辑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历史发展与政治实践中两者也存在许多不同。20世纪初兴起的女性运动使得女性开始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的舞台，用激进女性主义的话来说，女性政治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的一半针对另一半的革命。在女性运动的历史发展中，女性意识与女性政治达成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共存关系。相反，青年政治却未曾以独立的方式出现于社会历史中。青年总是以国家、民族、天下的名义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年意识也往往汇入国家、民族与社会意识的主流。这或许部分源出于在时空中女性具有可界定的稳定的群体特征，一个女性主义者可以毕生为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从而能够成为女性政治的主体；而青年作为人生中经历的一个阶段不具有稳定性，人只有处在这个阶段时，才有切身的不公平感和谋求青年利益的积极动力，一旦度过这个人生阶段，就可能发生如同弗洛伊德所揭示的情形：青年过去受压迫的自身经历在人生中有可能被合法化、合理化，使其变为成年人后反过来对青年的“压迫”也会被自己视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凡此种种，在历史上难以形成类似于女性政治主体那样的青年政治主体。青年意识或许可能成为时代意识的主流，但因其阶段性特征而使得持有青年意识的个体无法成为青年立场的始终如一的拥护者。虽然代际之间的对抗未曾真正出现，但是代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却一直存在，这就使得强调青年意识与青年立场具有了现实的意义，而在一种后现代提倡多元化的、有差异的联合的平等关系的政治语境中，青年政治的提出也就具有了现实的可能。

总之，青年研究无论在青年的本体论地位上、还是在认识论的“立场论”视角上，或是对青年的社会属性所进行的政治哲学的分析上，都可以从女性研究那里获得启示，由此来拓展青年研究的视野，把握青年对象的更多更丰富的特征。■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青年研究的哲学向度”的阶段性成果］

肖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方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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